安生：圣骑士——弗里德曼打了个补丁（4）
在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上，弗里德曼争功诿过，翻手为雨覆手为雨。弗里德曼说美国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自由选择的结果，把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干预。他这样说，非常不厚道。美国的资本与美国政府，如同皇帝与太监，是利益共同体。没有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夭折了：高关税保护了幼年时期的美国资本，避免被英国资本吞噬，避免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充当经济危机替罪羊。南部农场主要求独立，美国政府平息了反叛，为北方的资本家巩固了经济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谢尔曼法避免了垄断企业过度膨胀。罗斯福新政避免了革命。战后军事扩张，获得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些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重新发生类似1929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历史无法做出实证校验，会与不会完全在个人的解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人已经淡忘了1929-1939年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历史记录还在。如果我们回顾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以及当时世界的巨变的话，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很糟糕，但是相比三十年代最惨的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则好的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大于实行凯恩斯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掀起了迫害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高潮，整个社会谈共色变。美国政府的雇员，要接受忠诚调查。仅仅因为莫须有的怀疑，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初衷，是为了在共产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也成了美国政府的罪状。那么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呢？如同胡佛那样彻底放手吗？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难免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了。铁腕大臣用血腥手段镇压了反叛，皇帝日后以滥杀无辜为名镇压铁腕大臣。历史总是如此地相似。
弗里德曼对工会和政府的批评从来是毫不留情，对资本从来都是宽容的。他把资本描述成只做善事的天使，只讲资本的权利，不讲资本的邪恶。事实上，资本是可以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冒上断头台风险的东西。对资本来说，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资本的市场行为只是为了私利，而不是任何公心。只要能赚钱，物美价廉也是它，质次价高也是它。发展生产，囤积居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是它。
对于垄断，弗里德曼扭扭捏捏地提出：“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不知道按照弗里德曼的代有品的定义，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粮食、能源、铁路运输和银行这些天然垄断商品和服务，难道是观音土、木炭、牛车和以物易物吗？现实生活中，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根本没有其它的替代品。何况，这些产品和服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不使用这些产品使用替代品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如果拒绝现代金融产业，就要回到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时代。何况，就是某些个人试图回到这样淳朴时代，也难以找到立锥之地。因为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就很容易成为高度垄断性的资源。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无论这些资源或服务是控制在政府还是私人都手中，都可以榨干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私人垄断由于政府垄断的目的，是为某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之后，少数控制这些核心资源的寡头，取代政府获得了主要社会产品份额，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政府利用垄断品获得巨额收入，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越是民主政府承担的舆论压力越大。相比之下，私人寡头则无所顾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谋求最大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俄罗斯的寡头来说，推崇并大肆投资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弗里德曼的思想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觊觎这些天然垄断性行业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窃国大盗，还有国外资本，这些垄断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某国天然垄断性行业进而控制该国经济是经济殖民的重要手段，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弗里德曼的思想。
资本只愿意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显然，有大量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比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如果凯恩斯主义把自己的投资方向选择在这些领域，显然不会对原有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为对原有市场来说，这些需求虽然迫切，却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并不是原有市场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再健忘，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穷人这部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行为，一直是空白或者接近空白。
如果完全按照弗里德曼的主张，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回到资本最自由的阶段。一切交给市场，你死你活该。如果完全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则可能更糟。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冲突，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冲突异曲同工。都是两个集团在争夺经济主导权。
同样要政府少管闲事，李嘉图是真小人，弗里德曼是伪君子。李嘉图说人们希望和谐社会，但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李嘉图能这么直来直去，与当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到弗里德曼的年代，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普选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约定俗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弗里德曼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直白。他的经济理论需要进行打扮，必须把资本的利益充分伪装，把对资本有利的事情说成对全社会，尤其是掌握广大票源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有利的事情，不然没有市场。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先后给稳拿的主流经济学打了两个补丁，官僚和资本都有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彼此争论不休，达到动态的平衡。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凯恩斯是必须的，弗里德曼也是必须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资本和官僚任何一方无拘无束，都难免成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两位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上世纪第一、第二的经济学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作为打酱油的卢瑟，对两派之争，则大可不必认真。
下一部份，我们看看不太稳的拿是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神职人员、官僚、大资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轮到小资本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