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圣骑士——弗里德曼打了个补丁（3）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是一种比例代表机制，在市场中少数派必须顺从多数派的意见。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是怎么确定的，他没明说。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同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弗里德曼没有明说的是，某些人的代表权比别人大得多。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有钱人显然比没钱的人更自由，他们显然比穷人有更大的权力。没钱的人必须顺从有钱人的意见，人数上的多数派（卢瑟）要顺从人数上的少数派（稳拿）的意见，这是市场这种比例代表制的真相，也是卢瑟反对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因。
弗里德曼说反对自由市场的人是因为市场能很好的完成资源配给的任务，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完全是栽赃。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必然有不同的结果：从一个角度看，市场给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给工人的就是低廉工资。卢瑟激烈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稳拿渔翁得利。所谓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给，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控制这些资源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相比控制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稳拿，卢瑟怎么可能不反对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呢？
稳拿经济学总喜欢用鲁滨逊的例子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弗里德曼也不例外。“设想有四个鲁滨逊各自飘流到邻近地区的四个岛屿上去。一个人恰好登上了一个使他生活容易而美好的大而富饶的岛。其他人则登上他们仅能维持生计的小而贫瘠的岛屿。一天，他们发现相互的存在。……其他三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他和他们分享他的财富是否有理呢？很多读者会倾向于说有理。但是，在顺从这种倾向之前，考虑一下在不同形式下的完全相同的情况。假设你和三个朋友沿着街行走，而你恰好看到并且拾到在人行道上的20美元一张的钞票。当然，你会是很慷慨的人，假使你和他们均分这些钱，或者至少请他们喝一盅的话。但是，设想你没有这么做。另外三个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你和他们平均分享这20美元是否有理呢？我怀疑，大多数的读者会趋于说没有道理。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们甚至可能认为，上述慷慨的行为方法本身并不显然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准备劝说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人类伙伴们，当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平均数时，他便应该立即把多出的数量平均分配给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呢？当少数人这样做时，我们会羡慕和称赞这个行动。但是，普遍的‘分享财富’会使文明世界不能存在。”
用鲁滨逊做例子的好处，就是可以掩盖地主与农民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此消彼长的分配关系。地主的孩子易于生活的原因，恰恰也是农民的孩子难以谋生的原因。这个道理不必等到某一天才偶然发现，而是每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的。地主的孩子拥有的财产所获得的好处决不是比其他三个同龄人能多喝一杯，而是有资格决定三个农民的孩子要缴纳多少租子。弗里德曼用20美元的钞票做例子，20美元能干什么呢？最多只能多喝两杯。他为什么不用2000万美元做例子呢？因为2000万美元能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多喝两杯而已。如果我们承认消费倾向下降的话，那么20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不会被用来消费，而是用去“钱生钱”。如果这个例子是20亿美元的话，那么即使这笔巨额财产的所有者穷奢极侈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消费掉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将成为他未来更多的收入的依据。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在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资产收入和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地主与农民之间，租子和口粮的关系，是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弗里德曼用20美元的钞票而不是20亿美元的财产做例子，是为了动员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加入反对“财富调节”者的队伍。首先就是扭曲了收入调节的本质。收入调节的根本目的，不是不允许某些人多喝两杯，而是不允许某些人利用资产的优势去奴役别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其次让许多工人贵族或者小资产阶级产生危机感，加入反对支持大资产阶级的队伍。其实，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并不是财富调节的目标。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看到，在没有财富调节的社会中，因为马太效应，大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把社会中下层的财产吞吃掉。很显然，如果如果弗里德曼用20亿美元的资产做例子，是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的。
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农民的孩子要求地主的孩子“分享财富”，那么文明世界就不能存在。那么农民的孩子就难免要问一句，什么是弗里德曼眼里的“文明世界”呢？或者说，什么是“文明”呢？是否可以认为一部分人利用财产压迫另一部分人，就是弗里德曼眼中的“文明”呢？这样的“文明”显然不是多数人的文明。
鲁滨逊自己种粮食，和别人分工合作收获更多，于是大家都获得好处。收获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获得好处，这是大大可疑的。大家一起种粮食，做大饼，最后必然有人负责分大饼，我们并不能确定分大饼的人一定会给每个人更大的一块大饼。如果我们回想亚当斯密的分工的例子，由于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工人的人均日产量由二十个扣针提高到四千八百个，提高了二百四十倍。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多生产的出来的四千七百八十个扣针，却未必完全分给工人，只要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给工人就可以了。实际上，机器价格越贵，工人数量越多，需要拿给工人的数量越少。
如果鲁滨逊觉得与别人合作不合算，分配者太贪婪，给自己的份额太少，可以自己单干，自己生产各种生活用品自己消费。工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工人不满意这样的分工，想另立门户却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独立生产的日均产量太低。无法在价格上与资本家的产品竞争。除非他们回去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可是，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断绝了他们当小农的路。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进程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企业归原来的厂长或经理所有，工人被赶出工厂，切断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工人只能廉价出卖劳动力，厂长或经理则可以坐拥巨额资产，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不打算自己经营，厂长或经理也可以把这些不义之财转化为房产、股票或海外存款（比如塞浦路斯的大量俄国富豪存款），获得地租、股息或利息。所以，即使这些前管理者没有最基本经营能力，也不妨碍他们（和他们的后人）舒舒服服地享受若干年富裕的生活。在这些国家，私有化进程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分水岭。决定这些国家私有化之后个人命运的关键，不是勤劳、节俭、诚实或者懒惰、贪婪、狡诈，而是个人在原有企业之中的地位，是属于领导层，还是属于一般工人。
工人一无所有，男耕女织绝无可能。不出卖劳动力，不到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经济行为的起点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终点是用出卖劳动力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稳拿则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一方面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一方面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两头挤压工人。对工人来讲，接受剥削，或者饿死，只有两条路。人总是要求生的，所以进血汗工厂总比饿死强。事实上，即使接受剥削的机会，也是要互相竞争的。这就为资本家使用童工和女工（甚至奴工），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弗里德曼宣扬的自愿交易，皆大欢喜的真相。
能够制约资本这样肆无忌惮的剥削的，只有工会和政府。这两者都成为资本极力攻击的目标，也是弗里德曼反对的对象。历史上，工人福利的改善，不是资本家发善心的结果，而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工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的财政调节给大量的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为形成橄榄型社会创造了条件。不能因为官僚主义在工会和政府之中蔓延，而把两者说的一无是处。如果没有工会和政府的牵制，资本是否还会如此善待工人，显然值得怀疑。
要让卢瑟拥护他的学说，必须给卢瑟一个香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负所得税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最伪善。方案说得很好听，不足一定收入的部分，政府按固定比例给予补贴。（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等于实际工资收入加政府补贴。（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许多事情听上去很美，实践之中细节是魔鬼。收入标准怎么定？政府比例是多少？这两点是关键，而且决定整个政策的性质。如果收入标准定得很高，而且比例也很高，那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都很低，那就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极大地削弱工会，束缚政府以后，权力全部属于资本。这个时候，资本还会允许把这两个参数定得很高吗？所以，负所得税方案，就是个画饼。如同当年谷物法，是动员工人的画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