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华人精神健康实录：始于困顿，终于疯狂
黄德贵闹自杀是2013年3月7日的事，那天纽约下着大雪，他刚刚从福州老家探亲回来，站在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家门外，掏出钥匙开门，发现门打不开了，他按门铃，听到里面女人熟悉的声音。
这女人姓周，跟黄德贵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但他们已经在纽约过了十年相依为命的日子。门开了，房子里走出了女人，后面跟着一个男人，黄德贵一下子就意识到他就是女人曾经提到过的“前夫”。两人挡住门告诉黄德贵，这是他们的家，请他离开。“现在想想她是有预谋的，我回国是因为她说她住在英国的儿子要来看她，怕跟我同住不方便，叫我回国暂避一下，原来来的不是儿子，是老公。”黄德贵事后回忆说。
黄德贵和他们在门前大吵、推搡。他们报了警，他万念俱灰，当着警察的面一头撞到一面砖墙上，他觉出有鲜血顺着面颊流了下来，然后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他躺在表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的精神科病床上。黄德贵整日精神恍惚，算是重病号，带着标识“自杀高危者”的黄色手环，在警卫和医护人员层层把守的精神病房住了13天才被获准出院。医院的社工为他联系了无家可归庇护所，还给他指派心理医生，此后定期前去接受治疗成了他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人自杀事件频出
2013年10月26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表哥家里寄住的25岁福建移民陈闽东用一把剁肉刀一口气砍死了表嫂和四个年幼的表侄子女，孩子们最大的九岁，最小的刚满周岁。表哥卓仪林因为在外工作躲过一劫，却从此永陷在人世间最深的痛苦之中。
陈闽东2004年偷渡来美时只有16岁，和所有偷渡来的年轻人一样，他一边通过政治庇护办绿卡，一边辗转各地打工赚钱，但2013年夏天，因为错过了开庭日期不仅导致政治庇护申请失败，还背上了遣返令，不久他又被自己打工的中餐馆辞退，只好回到纽约和表哥同住。卓仪林知道表弟绿卡泡汤又丢了工作，心情不好，但在这场震惊中美的灭门案发生之前，没有人想到陈闽东精神出了问题。直到事发被捕后，他才被鉴定为有严重精神疾病。
2014年8月21日，曾在加州州立大学福乐顿学院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林旭跳楼结束了自己22岁的生命。根据同学和朋友提供的信息，林旭成长于单亲家庭，工薪阶层的母亲辛苦攒钱送他来美国留学。2010年来美后，因为英语不佳，先要就读于福乐顿学院的英语班，成绩合格后才能正式入读本科，但他却没有及格。事发前一年，学校已经不再保留他的学生身份，但他却继续留在美国打黑工。同学和朋友认为
“在美国没身份就没前途，回国又怕被人笑话”，这些因素使林旭最终走上了绝路。
同年10月4日，来自河南的44岁的中国移民韦延新在纽约法拉盛的家里自缢身亡，留下太太和11岁的儿子。韦延新的朋友们说，他是孝子，生前常因为打零工挣的钱太少，没法寄更多的钱给在中国的父母而自责。事发一个月前，他的父亲突然去世，而1996年就来到美国的韦延新因为绿卡还没搞定而没法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这让他很受打击。朋友们说，这一个月中，他明显神情沮丧，精神不振，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会自杀。
就在2013年的这个10月里，纽约布鲁克林区还有三位华人和韦延新一样因为看不到希望而走上了黄泉路。
中国新移民扎根美国路艰辛
正所谓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这些事件的诱因各不相同，但中国新移民在美国承受的压力和因此带来的心理煎熬却有着相似的脉络：办绿卡、找工作遇到的障碍，所有这些在语言不通、无亲无故的孤寂中被成倍放大，很容易把人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时候，任何一点刺激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比起这些辛苦挣扎的同乡，黄德贵算是幸运的。他是福建的城里人，在福州市有着舒服稳定的工作。看到郊区那些用美国寄回来的钱盖起的小洋楼，他动了心。1990年他托人办了一张美国签证，离开了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子女，坐着飞机来到纽约，准备自己先扎下根，再把家人接过来团聚。
黄德贵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在美国这块靠本事吃饭的土地上很快就开始倾塌，身边那些务农出身的乡亲每个人都有把子力气，又横下了一条吃苦的心，在中餐馆的逼仄油腻的厨房里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不成问题。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法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虽然也在衣厂打过工，做过家庭清洁工，但每个工作都干不长久。
更令他沮丧的还是绿卡。大部分福建偷渡客来到美国都是以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为由申请政治庇护。顺利的两年就拿到绿卡，曲折一点的五年、十年也就差不多了。但黄德贵的绿卡申请足足花了20年，“在美国没有绿卡就什么都没有，可是办绿卡的事很难说，有时候你运气不好，怎么努力都拿不到，看着那些不如你的人都比你早拿到，心里真的会又羡慕又恼火。”他说。
遇到周女士可算是黄德贵美国生活的唯一亮点。她来自河南，手里有张大学文凭，在曼哈顿一家酒店做清洁工，酒店有工会，工资待遇不差。“我开始都不相信她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她是大学生，而我什么都没有，但她说就看中我人好，愿意跟我过一辈子，绝不会骗我。”他回忆说。这话让正处在绿卡和工作都没着落的焦虑情绪中的黄德贵觉得如沐春风，他认定自己找到了真爱，也因为绿卡希望渺茫，和中国的家人团聚遥遥无期。在周女士的催促下，1998年他与中国的原配妻子办了离婚。
这次离婚差不多让黄德贵众叛亲离，女儿认为老爸甩了老妈，从此不再理他。黄德贵的儿子原本想等他办好了身份接自己来美国，可是这小伙子终于失去了耐心，2006年铤而走险通过偷渡来美。第二年，儿子在一次执法突检中因为没身份被抓，住在移民监里等着遣返。黄德贵凑了一万多块钱在外面帮他请律师，找担保，可儿子最后还是被遣返回了中国。儿子因此也恨上了老爸，认为是他没有尽心才使自己被遣返回国。
2012年，国内的前妻因病去世，周女士成了黄德贵在美国生活中的唯一希望。所以当周女士以儿子探访为由让他回避时，黄德贵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从中国回来时以为周女士已经跟她的儿子讲清楚两人的关系，回家的路上他满心都期待着一家人热络和睦共进晚餐的场景，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黄德贵的心理医生、纽约新希望心理门诊医生陈张栩说，黄德贵最初到诊所时是按照抑郁症收治的，治疗期间发现他其实患的是躁郁症，这种病症的特点是一段时间会情绪高亢、烦躁，甚至发脾气、扔东西，一段时间又会消沉低落，觉得生命没有希望。两种情绪交替出现，使情绪控制更加困难。
陈张栩说，作为医生她无法去评论黄先生和周女士的私事，但从医学的角度，她认为黄德贵的躁郁症与两人之间的纠葛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她也指出，像黄德贵这样的病例在新移民、特别是闽籍新移民中不在少数，“他们很多人是偷渡来美国，身背巨额债务，本身压力就很大。再加上一些人对美国的期望值过高，发现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不能接受，就会产生心理问题。”
华人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
美国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2011年发布的《美国华裔精神健康报告》中指出，在美国的华人，一生中罹患抑郁症的几率是亚裔人群中最高的，导致抑郁症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隔离、社会地位降低、悲伤、文化适应性方面的压力以及经济困难。
陈张栩说，一般来说，如果连续两个星期情绪低落，并伴有食欲减退、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就可能是患上了抑郁症，应当尽快前来就医。另外，看心理医生不用家庭医生转诊，可以直接前来就诊。“很多时候，心理低落是一时的，只要熬过来就雨过天晴了。”
不过对黄德贵来说，这个“熬”的过程显得既漫长又艰辛。在中国的女儿和儿子根本不接他的电话，他自己的兄弟姐妹虽说都还健在，但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不忍去打扰他们，事实上他没有跟国内的亲朋提到过自己的遭遇。
他现在坚持治疗，情况有所好转，可有候还是会有非常消极的想法。有时候他会拿着他和周女士的合影黯然神伤，合影中他穿着礼服，她披着婚纱，“我错就错在一直没跟她领结婚证，也没有跟她生孩子。”他说。有时他的脸会忽然变得阴郁起来，然后恨恨地说：
“我的问题没法解决，除非她和她的老公都死了。”
不过，家庭是华人心理问题得到治疗的重要支持，像角色扮演、任务分配等心理教育的治疗方法被广泛接受。因而报告建议治疗师采用命令式的、专业性的治疗方法。许多华人家庭希望治疗师采用家长式的治疗手段，同时争取获得患者的家庭成员、亲属、朋友的支持。
遗憾的是，黄德贵在纽约并没有报告中所提到的这些家庭支持。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如今只是庇护所和心理医生诊所间两点一线上悬着的负累。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我现在真是生不如死，要是当年没有来美国，我的生活可能会好得多。”
